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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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坐落于伦敦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南岸,其前身是服役于20世纪50-80年代,用作伦敦大都会地区(Metropolitan Area)主要电力供应的河畔电站(Bankside Power Station)。

20世纪末,这座古老的发电厂在一系列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历经5年改造为美术馆,并于2000年落成开放,目前已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公共艺术空间之一。

如今的南岸地区是一片盛景,然而直至20世纪90年代,南岸地区一直饱受诟病,甚至被称为泰晤士河“充满错误的一面”。

1981年,河畔电站关闭,成为一处丝毫不被认可的“挂名”工业遗产,一直到90年代,连同其周边地区一起被评价为“充满黑暗和混乱”的城市“凹陷区”。

1992年12月,泰特集团正在筹划建设一个新画廊,用以拆分展出英国本土和国外现代展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筛选后,河畔电站凭借自身独特的城市区位、较为完整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相对低廉的收购成本和当时有关法案对于改造建筑较为宽松的限制条款,稳稳地接到了这一从天而降的橄榄枝。

历经多年的沉寂之后,河畔电站迈出了转型的第一步,并以此为起点,这座后来被称为“学识和艺术的大教堂”开始逐步展露它的“王者之姿”。

1995年1月24日,泰特集团宣布由来自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的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的改建设计方案中标。依照其方案实施的改建工程于4个月后破土动工,并于2000年1月完工。2000年5月11日,伊丽莎白女王亲自主持了美术馆的开幕式。

泰特现代美术馆甫一开业就引爆了全英国民众的观展热情(首年接待人数接近500万,开业前预计为200万左右)。与大多数人预测的结果不同,在最初的火爆之后,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热度并未按照“一般规律”那样,开业年访客人数井喷,后逐年递减。数据显示,2000-2005年,美术馆的年访问量始终保持在400万人次左右。

起初,摆在设计师面前的是一个巨大而陈旧且极具时代特征的“钢架与砖块的堡垒”:依照主体功能区别,整个建筑由北向南可大致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临河的锅炉房(Boiler House)及其烟囱、中部的涡轮大厅(Turbine Hall)、南侧的开关屋(Switch House,实际功能是总控室和变电所)以及开关屋附近的三座地下大型储油罐(The Tanks)。

在赫尔佐格与德梅隆的方案中,二位设计师贯彻了自己“简单”的理念和思路,即“最简处理现有建筑”(to do the least to the existing building)。

“最简处理现有建筑”的理念和思路完整地贯穿于两位设计师的全部工作过程。正如赫尔佐格在与克里斯馆长对谈中所提到的:“电站改造的建筑概念极为简单,而且经济性几乎不言而喻它只需要挖掘现有建筑结构的最大潜能就像传统烹饪,最好的厨师往往会优先利用本地时令食材进行搭配并最大发挥它们的潜力,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添加一些外来的东西。”

在1994年的竞赛方案阶段,为了使新空间与博物馆的日常活动尺度相适应,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在空间处理上采用了一种“大疏大密”的对照手法:

在基本保持建筑外观不变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分层和细致地排列相对小尺度的空间来填充原本空旷的锅炉房,将工业建筑有效地转换为一系列传统尺度的展厅,并在涡轮大厅一侧形成一个新的、可互赏的半封闭通高界面;

另一方面,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他们大胆地将整个涡轮大厅予以“留白”,仅仅拆除了原有设备,涂装墙体钢架并整体翻新了地面,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气势恢宏的新型公共艺术空间。

随后,在1995年1月的实施阶段设计中,赫尔佐格与德梅隆进一步完善了作为方案最大亮点的涡轮大厅:在这个35米高、152米长的巨大空间西侧尽端,设置了一个通过宽阔坡道连接地面的下沉式新入口,让这个“艺术之地”同时成为市民的“城市门厅”。

这一“巧妙而简洁的设计策略”近乎完美地实现了现代艺术与工业遗产之间的交融,而这个广阔的中庭在后来的使用中也一如英国节期间的皇家节日音乐厅那样,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改造后,锅炉房变成了可布展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半开放式画廊,除去1楼用作入口大厅和周边产品售卖地之外,2-4层主要作为免费展区;而3000余平方米的涡轮大厅除了偶尔举办大型雕塑和装置艺术展览,其余时间作为公共游憩空间面向市民开放;9部电梯和6部自动扶梯以及数座精心设计的楼梯在垂直方向上将各空间高效地串联起来。

“光之梁”是两位设计师在最初的竞赛设计阶段即萌发的创意,他们设想在锅炉房顶部增设一个两层的通长玻璃阁楼,用一个轻盈的水平玻璃结构来对比和衬托凝然耸立的烟囱与厚重的锅炉房。

同时,这个结构在日间会给其下层区域提供一部分自然光照明,而入夜之后,人工照明的方向“反转”,光线从建筑中渗透出来并融入天空,形成一种独特的夜间景象,并能让建筑中的观赏者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都可以融入这一“建筑与城市”的对话中来。这在后来被证明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在建筑和城市设计方面对自身和周边环境均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关键因素。

2004年,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访问需求,泰特集团开始考虑制定下一阶段的美术馆扩建计划,这个被称作“苏美尔金字塔”的实施方案看起来同样非常的“简单”,其材质、肌理和色彩几乎与原建筑一致,仅有那个“既精致又原始”的造型与原建筑有所区别。

这座耗资2.6亿英镑的新建筑于2016年正式开放,内部共分11层,包括位于地下一层的由原储油罐改建而来的新型展览空间和顶层的360度半封闭景观休闲露台。

与原建筑一致的是,新开关屋外墙仍由与原建筑色调相仿的33.6万块砖堆垒而成。此外分布在各个立面上的不规则条型窗孔也与“用光对话”这一理念一脉相承。

而与原建筑最主要的不同则在于其内部功能设置更加“生活化”:新开关屋全部的6-11层空间并未专门用于收藏和展示,而是用作办公室、会员室、活动室、艺术教室、咖啡吧、餐厅和露台,还包括占用首层部分空间设置的餐厅和零售商店。地下油罐改造后成为多媒体展厅。恢复铺装的上盖空间更是全部被用作游乐空间,设置了秋千和攀爬架等设施,为周边社区居民创造了全新且极富艺术气息的日常休闲活动场所。

同时,新的场地和建筑进一步丰富了整个美术馆的内外游线:新开放的南部入口使得居中的涡轮大厅可以从三面进入并疏散人群至建筑内部各个角落,来自南部的使用者甚至可以选择向北横穿整座美术馆到前广场欣赏滨水风光,而观展的人们选择线路时只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先去)锅炉房还是开关屋?”

诚然,泰特现代美术馆内精彩的展品和独具韵味的艺术展厅是吸引人们来访的主要原因。而事实上,仍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本地使用者到访此地仅仅是为了享受基地内的几处自然公共空间。

这些由冈瑟沃格特(Gnther Vogt)主持设计的景观作品同样值得仔细品味。人们惊讶地发现,“简单”的理念同样体现在草坪、疏林、阶地和花园创建思路中。正如冈瑟在与克里斯馆长对谈中提到的:“人们经常问我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做了什么,我的回答是几乎没做任何事,它自己就那样完美地鲜活起来了。”

美术馆周边的自然景观空间被统称为“河畔花园”,主要分为三个区域:主建筑北广场两端的疏林草地、涡轮大厅西侧坡道入口边的桦木阶地(西苑),以及东南部的树篱花园。

经历了两三年的反复之后,冈瑟发现“欧洲普适”的手法在这里并不被认可:“他们并不热衷于这种结构化的自然组织。在英国传统中,景观美化必须与自然相关:一片草地,一群树木或一处小森林英国人与草地有着强烈而直接的关系泰特说:我们需要草坪。”

一切也因此变得简单起来。最终,前广场出现了两块种着白桦树的草地:西侧的一块占据了主建筑北侧空地将近一半的面积,疏密有致的白桦树沿四周将其松散地包围起来;而东侧的一块则更像是一条弯曲的林间绿带,引导人群和视线向建筑后方过渡。

这两片构造“简单”的草坪,尤其是西侧的那一片,在开放之后受到了市民的极大欢迎:“他们喜欢亲近草地这种与自然的直接接触会让你觉得身处风景之中。”冈瑟如此感慨到,“我甚至看到经过二十分钟降雨之后人们立即再次坐在草坪上你在欧洲其他地方永远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在深入理解了“英国特色”之后,冈瑟对于其他几处自然景观的处理也变得游刃有余起来:西苑仅在一片台阶上零散地以树池形式种植了白桦,并简单地辅以一道绿篱进行分隔,再加上几组长椅和一片圆形草地,便为由西入口进出的人群提供了一个休息和放松的绝佳场所。

在主建筑南边,与新开放的“开关屋”更为“生活化”的理念相一致,南园被清晰地划分为两个由树篱环绕的花园。

这些由针叶红豆杉和白苹果花灌木等组成的树篱可以形成鲜明的季节动向,而穿插种植的枫树和梧桐树配合缓坡草地的地形设计也进一步丰富了园林的空间层次,所有这些共同营造了一个可以在其中沉思的静谧空间。诚如克里斯馆长对冈瑟的评价中所言:“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景观回应了英国的景观设计理念首先是创造自然。”

从河畔电站到新泰特,从涡轮大厅到开关屋,如今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无疑是相当成功的,它由种种特殊命运和机遇共同造就的各类特质几乎是无法复制的。然而,任何人和任何城市都不会,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一个新泰特,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新泰特独特的“命运和机遇”指引之外,总结一些具有共同性和可实施性的经验。

从一个较大的空间尺度来看,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新泰特与圣保罗大教堂这一对隔河相望且内涵丰富的对景地标。正如前文所述,尽管有一定的巧合因素包括美术馆选址和千禧桥的建立等等,但后续方案中河畔电站主体烟囱的保留等改造措施的成功则说明:在较为宏观的尺度上和可能的情况下,大型工业遗产的适应性再生改造宜注重与城市原有地标的呼应,这种源自于对历史文脉的尊重和发扬可以为遗产再生带来极大的地位和层级提升。

在建筑形象的整体构建上,由“光之梁”所代表的“建筑应与城市之间形成对话并相互交融”的理念,则是另一个值得学习和借鉴的要点。

基于赫尔佐格与德梅隆的“挖掘现状潜能”的思路,通过材质与形态之间形成“纵横对比”的手法,在保留并彰显原有建筑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新建筑的内涵,也极大地提升了其外观辨识度和城市形象,从而造就了一个“博罗市场与皇家节日大厅之间所有于南岸再生的文化历史建筑的中心”。

这种通过局部改造来达到强化建筑整体,并直接与城市环境形成呼应的再生改造思路也正是当下国内大型工业遗产再生有待吸收和强化的方面。

在美术馆的核心功能区内部艺术与公共空间方面,最值得仔细体会的是二位设计师一以贯之的“简单而纯粹”的设计思路。

在主体艺术空间划分上,他们并未像其他竞争者一样过多地注重外观形态、“由外到内”地进行考虑,而是通过一种“简单”有效的“疏密对比”和“留白”的手法,从“为核心功能创造最有效的空间”这一“纯粹”的思路出发,在锅炉房内完美地实现了“形式服从功能”,同时在涡轮大厅更是创造性地实现了“形式启发功能”。前所未有的空间尺度为超大型装置艺术的布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些极富借鉴意义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类比为“极简风格的国画创作”:如何做到“寥寥数笔即穷形尽相,只着寸墨却淋漓尽致”。这种“大巧不工”的设计思维也许是后续工业遗产再生改造项目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方向。

与内部空间设计思路相似但又略有区别,冈瑟对新泰特基地内景观的设计思路更有点“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意味。虽然手法同样“简单”,但更多的却是在深入理解了“英国人对草地爱得深沉”这一本地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顺势而为:在最主要的建筑北部和东西两端的室外空间,仅用“白桦+草坪”的多样化松散组合就完成了三处重要的滨河景观“形象工程”并大获成功。

从这个事实中我们似乎可以解读出一个信息:相当一部分繁复或夸张设计方案出现的根源或许正是由于设计师并未真正考虑清楚“什么才是最合适的”,若能真正参透基地所在之处的文化内涵并顺应其精神诉求进行表达,那么一个“双赢”甚至“多赢”的方案也许便会顺理成章。

作为主体功能的重要补充,对于后期主题衍生品、餐饮等服务功能以及品牌合作销售的运营和推广,也是应当加以考虑的一环。

新泰特凭借其多年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运营经验将这一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在人流最为密集的北入口大厅(包括首层和地下一层)分别开设了一间综合商店、一间书店、一间纪念品和衍生品零售店和一间原创设计品展销店(Tate Edit,曾与百安居进行冠名及展销合作,在主入口旁边设有独立入口和橱窗)。

结合游客的日常零散募捐和高端人士的公益慈善捐助,再加上数个咖啡馆、主题餐厅和酒吧,新泰特完全做到了“自给自足,甚至“名利双收”。相信这对于改变国内很多工业遗产再生后因缺乏维护和运营资金而逐渐凋敝的惨淡现实会有所启发。

泰特曾在本世纪初的一次访客研究中总结了市民访问美术馆的四个关键因素:社交、学习、情感和精神,并表示:“世上没有不言而喻的艺术品我们的使命是增强公众对艺术的认知、理解和欣赏;泰特有义务帮助市民准确地理解所有展品传达的信息。”而笔者认为,与其说这是来源于1992年英国“博物馆与画廊法”(Museums and Galleries Act 1992)中对美术馆运营和管理机构的规定,倒不如说这是泰特真切地意识到了“融入社区”所带来的诸多裨益之后的主动作为。

自博物馆开放以来,作为实践其“使命”的重要一环,泰特与瑟萨克区政府合作举办了多次关于儿童的慈善展览。在如今的美术馆内外,任何工作日的开放时间内都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儿童在老师的带领下来此免费参观或学习。

上述事实有力地说明了工业遗产再生项目在本地公益方面的积极贡献能为其带来良好回馈。对于伦敦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巩固了人们对伦敦的一种“特殊认同”,而这种认同也将成为一个城市在文化层面带动其他行业高效发展的催化剂。

2018年10月1日,泰特宣布为表彰娜塔莉贝尔为瑟萨克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即日起将锅炉房命名为“娜塔莉贝尔大厦”。这体现出泰特对于社区的关注和支持从未懈怠。目前这位单亲妈妈正带领着一个名为“青年与社区计划”(Youth and Community Programmes)的社区团队,更为系统和完善地延续着她自2001年起即在本区自发开展的社区互助和共建活动。

在致力于推进市民的文化教育之外,新泰特也在自身与地区发展的互动关系上保持了极高的关注度。早在本世纪初,泰特便委托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George Rogers)开展了一项针对“河畔三角区”的城市研究,经过研究,理查德建议:“所有的合作者均应共同努力,共同制定和实施该地区的愿景,并借助这个独特的机会,提高未来该区域内市民的生活和工作质量。”

理查德的建议得到了有效推进,加上前述“文化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效应”,自新泰特开业至今,周边乃至瑟萨克全区最显而易见的改变是其房价和商业投资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伦敦平均水平。2005年新泰特扩建的消息被证实之后,美术馆周围的区域很快发生变化,由新泰特招商”的各类新空间在随着开关屋的落成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之后,带来了更多的高端访客和新艺术家。正如一位麦肯锡评估师所言:“无论艺术和艺术家落脚在哪里,发展都会随之而来这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在系统回顾了泰特现代美术馆充满戏剧性的再生演进过程,并对其成功经验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总结之后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工业遗产是一种的特殊的建筑遗产,它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像精美的建筑遗迹或者承载回忆的纪念碑那样是一块家传的金银,只需细心保存起来便能产生某种价值。相较之下,它更像是一件陈旧的铁器,只有通过创造性地锻造和打磨,并赋予与其特质和应用环境相适应的功能方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

一是尊重历史,强调对遗产自身和所处城市文脉的延续,更多地从“简单而纯粹”的思路出发,避免大拆大改,并力求对城市经典内涵有所呼应。

二是尊重环境,强调对基地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的“最小干预”,并结合对本地特色文化的挖掘,力求将文化与自然进行完美融合。

三是尊重社区,强调市民对于文化和文化设施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方面主动作为,力求创造人与遗产、遗产与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

注:文中图片来源于作者拍摄及相关资料,详见原文。原文刊发于《北京规划建设》杂志2019年第2期。原文刊发于《北京规划建设》杂志2019年第2期,本文转发自公众号cityif,有删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于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通过在北京设立。经国务院批准,2017年北京市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协议。该中心为备案制事业单位,是全球首个以“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中心。其宗旨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以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开展国内外研究、培训、交流、传播、示范基地建设等工作,汇聚全球科技人才及其创新团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意与创新“思想实验室”、成为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的推动者以及中国企业、科技、文化走向世界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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